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（773—819年），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。祖籍山西永济，门第书香。“少年聪警绝众”。21岁举进士，26岁中博学宏词科，官监察御史里行。德宗贞元二十一年（805），32岁时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，升任礼部员外郎，不久革新失败，被贬为永州司马。
由于仕途变故，心情郁忧，柳宗元来到岳州，他无心观览洞庭的浩淼和楼头的秀色，乘舟南往，来到汨罗江，祭拜屈子祠。他写了一篇《吊屈原文》的激情文章，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。他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十分景仰，对被放逐的遭遇给予同情，对其楚骚作品的创作极为感佩，思想触动大，总以屈原的成就激励自己。
柳宗元在永州司马任内，为官十年，由于政治上失势，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。他向往的“励才能，兴功力，致大康于民”的理想破灭，便把精力转到思想文化领域。认为“贤者不得志于今，必取贵于后。”他发奋钻研经史，“读百家书，上下驰骋”，并努力著述，先后写出了七百多篇作品，包括哲学、散文和诗歌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
唐宪宗元和十年（815）年，已42岁的柳宗元被朝廷召回，北上途中，再经洞庭，在汨罗江突遇风暴，舟不得行，于是在罗渊有感而发，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《汨罗遇风》：
南来不作楚臣悲，重入修门自有期。为报春风汨罗道，莫将波浪枉明时。
这是一首明志述怀的作品，表达了四个意思：一句回顾贬湘时，已下定决心，不作悲怆的楚臣。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。二句表明憧憬未来，有信心励精图治，再干一番事业。“修门”是楚都的郢城门，即指回到长安。三句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，又来到汨罗，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，而是充满希望之路。四句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，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。
读这首诗，笔者有两点认识：其一，表明对人生与社会的态度，应具备唯物主义的思想。宗元的被召回，不是天意，而是靠自己的奋斗。其哲学思想是：主论“天人相分”。认为自然界的“天”和社会人事各不相预。人的吉凶祸福，社会的兴衰治乱，都非“天”所能主宰，而是“功者自功，祸者自祸”。屈原的悲剧是没有把握住“功”和“祸”的选择关系。怀沙自沉是一种自祸的消极态度。这样的结果，最终也不能挽回国家的命运。而柳宗元看得更远，其实早在以前的诗圣杜甫，就做出了榜样。如所写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》一诗中说：“敢违渔父问，从此更南征。”“渔父问”一语，出自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：“屈原放逐，披发行吟泽畔，渔父见而问之，劝其与世推移，为世所用”。可屈原不听渔父的规劝，仍滞留泽畔，最后自沉江底，不再为世所用了。杜甫以屈原为鉴，唱出了“敢违渔父问”的诗句，表达了“从此更南征”的决心。屈原和杜甫这两位逝法不同而又都葬于汨罗江畔的伟大诗人，对柳宗元有着重大的影响。具备唯物主义思想的宗元，选择不愿沉沦，而是勇往直前：“重入修门自有期。”就是他充满自信心的表露。
其二，抱忧国忧民之思，应是内心的主旨。柳宗元早年就怀着“致大康于民”的抱负，被贬之后所盼望的仍然是“生人之性得以安，圣人之道得以光”的坚持，即是让百姓能休养生息，安居乐业，让古圣贤的论理发扬光大。联系诗人的诗句“为报春风汨罗道”，内心是想一方面要弘扬屈原的“诚既勇兮又以武”，“终刚强兮不可凌”的保卫国家的爱国精神；另一方面也要弘扬屈原的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爱民品德。诗人所说的在汨罗道回报春风，正体现出了他忠君爱国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。
总之，读宗元的诗，让人有诸多感悟。就以诗句的结尾“莫将波浪枉明时”来说，即是要为开明之时出力。这一点有位前贤孟浩然在《临洞庭呈张丞相》诗中，也说过“端居耻圣明”的话，意指端坐家中，无所事事，这是有辱圣上的明时之为，故浩然想求张相援荐自己。宗元的仕途比浩然好，宗元在职，要办点事容易一些。唐宪宗元和期间，社会经济有所发展，思想文化很有起色，故有元和中兴的局面。可惜宗元被召回长安之后，由于诸多原因，被再次外放广西，出任柳州刺史。但他想干一番事业的抱负没有放弃。在柳州又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业绩，如释放奴婢、开凿水井、兴办文教等，深受群众的敬重和爱戴。宗元在柳州任职四年病逝，终年仅四十七岁。